某些省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明显高于其他省份。数值最高的前十名，大多来自东北、西南、华北区域。
在2018年今后，大部分省份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上升了，其间有些省份的上涨份额很大。
在一二线和省会城市中，除了大连、乌鲁木齐、石家庄，“罚没收入”占比都较低。
咱们挑选的三四线城市中，除了温州、遵义，“罚没收入”占比都比较高。并且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数值还在上升趋势中。
依照政务揭露的要求，各地政府每年需求发表财务收入的构成。在一般状况下，税收收入占比越高，财务收入的质量越高。从发展方向看，财务收入应以“税收收入”为主，“非税收入”和其他类型的收入，所占份额应当呈下降趋势。
“罚没收入”是指法律、司法机关，对违法违章者罚款的金钱、没收的赃物和赃物变价款。“罚没收入”归于“非税收入”。
一个区域“罚没收入”与税收收入的比值（下称“罚没收入占比”）除了能够反映当地财务收入的质量，还能够反映一些其他信息。
在不同区域，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差异巨大。在某些城市，这个比值挨近于1%，比方南京、深圳。
“罚没收入占比”不该过高，并且不该增加过快。在许多城市中，这个比值是长时刻安稳的，乃至是下降的。
“罚没收入”尽管是各地财务收入报表中不起眼的一个项目，但常常引发重视。比方2021年末，国办监察室揭露通报，河北省霸州市政府违规下达任务，安排运动式法律，乱罚款、乱摊派。再如，2022年7月，媒体报道山东省成武县交通局在卡车未违法之前，向卡车司机出售罚款“月票”。这些事情都曾引发广泛热议。
本文的调查目标是，“罚没收入占比”。为了行文的便利，咱们将其界说为“A”，即
下面，咱们先剖析我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下称各省）的状况，然后剖析一些要点城市的状况。
本文的剖析不考虑港澳台区域，一起由于未能找到江西和西藏的相关数据，也将这两者疏忽。
表1依照各省2021年的“A值”排序。这儿用2021年数据排序，是由于有些省份没有发表2022年数据。
从表1数据可算出，各省2021年“罚没收入占比”（即A）的中值是5.3%。表1中，内蒙古、黑龙江、广西的A值超过了9%；湖南、辽宁、贵州、河北、四川、云南6省的比值超过了6%。和中值比较，这些省份偏高。
2021年，A值低于4%的有9个，其间包括四个直辖市，以及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福建、陕西五省。
但需求留意，以上排序仅用了2021年的数据，这有或许导致排序失线的“罚没收入”远远高于或低于其他年份，那么表1的排序就有失公允。
处理以上问题的一个办法是，用多年数据的平均值。下面看看各省最近4年（2019年-2022年）“罚没收入占比”的平均值，这个定论更有含义。图1给出了计算结果。
图1中26个数据的中值为5.1%，这与2021年的中值5.3%十分挨近。图1的前十名和表1的前十名根本重合。仅仅，图1中多了天津、吉林，少了四川、宁夏。
数值最高的前十名，大多来自东北、西南、华北区域。其间包括东北三省：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，包括西南区域的广西、贵州、云南，包括华北区域的天津、河北、内蒙古。
需求留意，由于A =“罚没收入”/ 税收收入，好像税收收入越少的省份，A的数值就越简单偏高。但事实上，许多税收收入少的当地，A的数值并不高。比方，西北区域的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的A值都不高。
一位财务研讨专家对《财经十一人》说，从各省“罚没收入占比”的凹凸，能够看出一些信息，但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。有些省份尽管数值偏高，但却具有合理性。所以，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并不是批判或表彰的根底，仅仅供给一些客观数据，供给一个考虑和研讨的方向。
“罚没收入占比”既不该该过高，也不该该增加过快。假如经过短短几年时刻，某省的A值从2%涨到了比较高的数值，也应该引起重视。
一部分读者或许关怀各省2022年相关于2021年的增速，尾注列出了这个数据。可是，仅靠两年数据得出的增速，是不客观的。所以，咱们选了两个时刻段：2019年-2022年、以及2014年-2017年，每个时刻段都是四年。
咱们发现，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天津、内蒙古、新疆、四川、广西、贵州，不只“罚没收入占比”较高，并且增速较快。比方，天津的A从1.7%上升到6%，贵州从3.5%到6.5%， 广西从3.9%到7.5%。
天津2014年-2017年，总“罚没收入”为135亿元，而2019年-2022年，总“罚没收入”为364亿元。贵州前四年为170亿，后四年为291亿。
上述财务研讨专家对《财经十一人》说，由于研讨中所选的一个时刻段为“2019年-2022年”，这儿面包括了三年疫情。而在疫情之下，办理规矩和办理行为与之前比较必定有所不同。所以，关于增速快的区域，需求更深化地剖析详细原因，才干提出有利改善的主张。
表2前十名中，甘肃的增速尽管较高，但A值仅仅从0.7%增加到1.3%，还处于很低的水平。
在这一部分，咱们发现，绝大部分的一二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相对低，增速也相对合理。而三四线非省会城市的数值相对较高。
由于许多城市没有发布2022年数据，咱们剖析各城市2019年-2021年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（A值）。一起看看“罚没收入占比”的增速（B值）。
这儿比较的是两个时长为三年的时刻段：2019年-2021年，以及2016年-2018年。
表3中2019年-2021年，除了大连、乌鲁木齐、石家庄，“罚没收入占比”都低于5%，也便是都比较健康。并且，石家庄尽管A值较高，但增速为负值，阐明A在变小，这也是健康的标志。
再看三四线。由于三四线城市太多，这儿只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。温州，代表殷实城市；桂林代表旅游城市；其他城市都是“罚没收入占比”偏高省份中GDP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城市。
表4中2019年-2021年，温州和遵义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最低为5.1%，而表3的28个城市的一起期数据中仅大连、乌鲁木齐超过了5.1%。
上述财务研讨专家说，5%是本文研讨各省数据时得出的中值，有必定参阅含义。低于5%是健康的，但高于5%并不必定代表不健康。涉及到城市，仍是应该详细事例详细剖析。
除了温州、遵义，表4其他城市2019年-2021年的A值都比较高。并且，除了唐山，一切城市的B值都为正，这阐明“罚没收入占比”还处于增加趋势。柳州、包头、鞍山增速超过了100%。
经过本文的数据，咱们发现某些省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（A值）明显高于其他省份（图1）。数值最高的前十名，大多来自东北、西南、华北区域。在2018年今后，大部分省份的“罚没收入占比”上升了，其间有些省份的上涨份额很大（表2）。
在一二线和省会城市中，除了大连、乌鲁木齐、石家庄，“罚没收入”占比都较低。而在咱们挑选的三四线城市中，除了温州、遵义，“罚没收入”占比都比较高。并且这些三四线城市的数值还在上升趋势中。
罚款有必要公平客观，不能成为当地创收的东西。为了标准罚款行为，规矩要清晰详细。
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蔡斐曾撰文称，从理论上来说，罚款行为与“法律创收”没有相关。可是，有时立法有些广泛，就为罚款沦为当地创收东西供给了待机而动。
比方《安全出产法》规矩，对因违法行为导致产生出产安全事故的首要负责人，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那么，在2万到20万之间就存在一个巨大的弹性空间。
所以，罚款数额的从轻、一般、从重层次景象应该清晰详细，尽量紧缩自在裁量的空间。
一起，各种规矩也应该愈加合理。比方，有些大卡车司机说，依照规矩车辆运转4小时有必要歇息20分钟，这20分钟内只需监测到车辆运动就算违规，扣3分以上，罚款200元。但有时他们却被逼违规，比方大车装货是排队行进的，尽管缓慢，但确实在运动。假如在这个过程中到了4小时，大车也有必要持续行进，由于不能挡住后边的车。
假如规矩改为，4小时之后的20分钟内，移动间隔不能超过一公里，或许就能处理这个问题。
其实，不论在哪里，罚款都应该是一种促进行为向善的手法，而不该该成为一种意图。